艰难发展的校企合作,教育创新如何打通任督二脉?

当我们关注孩子的学习环境,期望用新的教学方式培养他们的创新力时,却没有多少人关注过教育者的学习环境、企业进校的真实场景与迭代。

公立校教师,这个被视为触及孩子最后一公里的群体,在招考制度改革与素质教育大力提倡的语境下,正在经受着极大的压力,甚至质疑。

而随着校企合作的展开,另一波教育者——教育企业课程设计师们出现在人们眼前,然而,“不懂教育,不了解教学需求,课程像说明书”等标签也被带了出来。

距离大力推动素质教育、课程改革已过去数年,校企合作在这其中改变了什么,又暴露了什么?

一堂全是语文教师的PBL师训课

酱酱老师的工作室最近通过渠道商接到了一个北京优质中学的师资培训订单。从海外教育学留学归国的她自2014年就开始研究STEAM、PBL(项目制教学)与创新的课程设计,此次接到这个任务兴奋了很久。

这毕竟是一所名声在外的优质中学,渠道商对接的讯息告知酱酱,这所学校将派出各学科、学段老师共20名,用两天的时间学习PBL教学。老师们跨学科了,又跨学段,普通学校只派出信息技术教师接受培训,而这所学校居然让全科教师参加,一切条件看起来都那么适合项目制教学,又那么锐意创新。

酱酱计划为这所学校定制设计一堂师资培训课,课程主题为“帮助学校设立未来分校”,她准备将在场老师分出数个小组,比如负责宣传策划的、负责商业计划书的、负责信息技术方向的等,让每位老师都能参与进这个项目来,通过一天半的项目制体验工作坊让老师们真实感知何为PBL,再用半天的时候复盘拿出成果。

然而,当酱酱的团队赶到北京,渠道商给出了新的讯息,前来上课的教师有40人,且全为语文老师,其中还有仅一个月就要退休的资深教师。

不出所料,课程进行的第一天就极为不顺。这堂课所有环节都需要在线进行,但教师口中一直未露面的领导却要求7至8人共用一台电脑,而组别也已经被领导分好——全部基于教研组分组。如果7至8人共用一台电脑,那么必定有教师始终居于旁观者角色,无法参与。酱酱只好拿出团队自备的两台电脑,在场部分教师也拿出了自备电脑,让分组人数降到了4至5人共用一台电脑。

好不容易解决分组问题,她准备的PBL课程又遭到了冷遇。在场的老师并不配合,有的直言质疑,有的则选择冷处理,全程看手机。

“我对师资培训没有任何期待”

第一天“尴尬的”师资培训结束后,酱酱回到住地考虑许久,决定推翻之前准备的课程,重新根据语文老师的需求来上第二天的课。

“老师们,你们觉得语文学科需要PBL吗?”酱酱问道。今天的课程,她准备带着老师一起探讨这些年的感受,重新找到这些语文老师们的需求点。

“酱酱老师,你这样就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今天学的就是PBL,你问我们需不需要。”一位语文老师把酱酱喊道跟前来直接说了出来。

其他几位教师更是直言:“领导让我们来我们就来上,我是不觉得语文需要PBL。”“我对师资培训没有任何期待了。”

遭受质疑,酱酱后退了几步,离开了老师们的强大气场,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老师们,从年纪上来说,我很年轻,也没有你们那么资深的教龄,甚至我大学念的也是全科的教育学,不是专门的语文专业。我今天之所以有这个资格来给老师们分享,语文PBL课可以怎么做,那是因为我很早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一个新的教学法到底在某个学科或者某个教学目标下要不要使用,只有在这个层面思考才能找到答案。

不管今天是我来培训还是专家来,我们给的都是我们自己思考的答案,但PBL并没有标准答案,我能提供的是思考方法,帮助你们找到你们的答案。

话毕,老师们咄咄逼人的气场渐渐弱了下来。课堂的控制权又重新回到酱酱的手里。“我其实也是在向他们示范,一个反思型的教育者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找到需求。”酱酱说。

因为接受师培时,老师也是学生,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的需求和思考出发去了解课程,设计课程,那么他们教的东西很可能也不是从学生的需求点和兴趣出发的。

“同样的课堂,老师们的反应就可以逆推学生们的反应。”酱酱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需求的错位与还原

酱酱尝试和教师探讨需求。她也发现,起初她设计课程基于的是课程目标,和她的团队认为语文重要的部分,比如实用性的阅读与写作,逻辑等等。但是教师们认为更重要的其实是精神境界,文学性,以及高考考察的地方。

当教师们开始思考需求,这次的师资培训课渐渐步入正轨。课堂上,教师们分组进行了课程设计。

酱酱印象较深的是论语学习的组。在她的引导下,教师们转换视角,把论文学习这件事转换成学生感兴趣的内容:“看孔子与他的弟子是如何互怼的。”以此进行,论语学习的内容不再是之前课堂上的通读,了解,背诵,转换成让学生去了解这个问题,通读细读了解语法后,引导学生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他为何要怼学生,甚至去探讨教师有没有资格批评学生,有没有权利批评学生,学生如何看待教师的批评。

“这也是从当时老师的需求与思考入手的。”酱酱说,在论语组内,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语文教师,他觉得现在风气不好,教师没法批评学生,一批评就可能遭到投诉,工作难以进行。“这些思考就可以融入语文学习中。”酱酱说。

在最后的展示环节,那位五十多岁的语文老师拿着写字工整的笔记本给酱酱看,对她预先说起了一会要去演讲的内容,表达起来思路清晰。“我还是很感动的,第一天的时候,这位老师一直冷反抗,全程都在看手机。”酱酱说。

在采访中,酱酱道出了目前师资培训的三个痛点,其一就是提供课程方拿不到教师的真正需求,接到任务时往往中间还隔着校领导,中间商等数层,真正上课时很可能对教师意义不大;其二则是目前新概念太多,教师往往还没有消化旧概念就要应对新的,很容易产生混淆,甚至对学习抵触;其三则是校内内部矛盾也可能让师资培训的讲师背锅,遭受质疑。“当时我们上课时,那位还有一个月就退休的老师一直说,肯定是XXX收了钱,做这样的师资培训。”酱酱老师感到无奈。

尴尬的学习环境

事实上,像酱酱这样愿意为学校定制师资培训的工作坊并不多,这样的定制师培也只是公立校师资培训里占比极小的一部分。教师们听到的大部分是以专家讲座和观课为主的培训。

在那场师资培训里,酱酱也发现,不少教师是带着作业来听课的,一边听一边批改。课程结束后,相熟的教师和酱酱透露:其实老师们已经连续两个甚至三个星期没有休息了,酱酱的师资培训课在后面,在此之前,教师们已经经历了不少专家讲座的轮番轰炸,学习体验并不好。

在师资培训上收获的效率不高并不是这一位教师的心声。

“现在每周的周五就是我的培训日。”在深圳市某公立小学执教的刘老师说。据她透露,她们每年要求接受72节师资培训课,几乎每个周五,刘老师都要把时间空出去听课。

“但是老实说,这么多场听下来,让我记忆深刻的课都是前几年的一节了。”刘老师直言。在几年前,刘老师曾听过一堂关于电影化教学的课程,届时她也正在做课程与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等的结合,听完之后感觉有共鸣也有启发。“其实老师去听的大多还是混个课时,讲的东西多半挺无聊的,都是专家讲座之类。”刘老师说。

在讲述中,芥末堆了解到,“混课时”的原因也是多元的。首先每位教师对于自己课程的把控性很大,不同教师的需求都不尽相同,其次师资培训的课程又各有差异,从培训基础技能(粉笔字板书练习)到理论层面的讲座都有,但要把一个理论或者一个实践讲透,一个课时又远远不够。因此,每位教师真正能用上的东西很有限。硬性要求的课时量与收获不对等,教师的期待值也慢慢下降。

纠结的代理商

撇开基础的师资培训课程,不少新理念、教学法课程也是随着校企合作进入学校。像这样的课程,因为没有专科教师,或者校方研发成本大等问题,不少学校更多地倾向直接购买企业服务,让企业教师直接进学校授课。少部分学校则会选择引入课程,让自有教师经过培训后授课。

这其中,矛盾也由此产生。

阿亚曾经的身份是国内数家知名硬件品牌的代理商。他的初衷是想做优质的创客教育内容,但在当时,内容创业是很难运维下去的,阿亚不得不借助各类创客类硬件,通过设计与硬件结合的创客课程进入学校。而慢慢地,硬件商对他的销售额要求越来越大,甚至一年翻了一倍。他也开始发现,公司的运作渐渐偏离初心,慢慢地课程就为硬件销售服务了。

“其实我越做就越有疑问了,因为你只能基于在代理的硬件去设计课程,这是很有局限的。而且我当时设计的课程虽然不是产品说明书式,但离正规要求的体系课程也还差得很远,这样真的能培养出适合未来的人吗?”阿亚感到疑惑。

据阿亚透露,当时他的情况已经算好的了。因为硬件进入学校时如果没有教材,学校很难将硬件使用起来,所以学校对于教材的需求甚至可以成为硬件进入的门槛。“那个时候有的代理商为了进校,听说要教材就说‘有的有的’,其实根本没有,然后连夜写出几节课,第二天就给你出一版教材,就是这样的东西。”阿亚面露难色,话语背后还隐藏更多的苦衷。在他看来,虽然当时公司的营收做得不错,但并不是他所追求的创客教育,过了几年,阿亚就离开了那个身份。

艰难磨合的企与校

企业教材进校并不只被代理商质疑,也经常遭受学校的“不看好”。

顿老师是深圳某公立小学的英语教师,在她的执教经历中,教研组曾用大量时间研究过自然拼读法,对比了多家出版社和企业的教材后,选择了海外的教材。

“当时国内企业也有给我们看教材,但是在教材编写逻辑上并不适合我们学校。”顿老师直言。她解释道:“这家企业编写的教材逻辑是把同一类型的词放在一页上,一页就只教一个知识点,每个知识点是割裂的,而当时那套国外的教材会把相似的知识点放在一块,更加关注知识的关联性,思维方式不同。”

虽然国内企业更接地气地把PPT、教学资源、教具甚至进校教师都全部配套,但最后这所小学购买的依旧是国外的教材,只小额采买了这家企业的教具。

“其实教具用起来也不方便,一整套26个字母在寻找上花费时间,这比较适合早教机构,我们学校班额大,还是有点麻烦。”顿老师补充道。

这件事也表明,一所机构的课程想同时在数十所学校用上,且真正占据课时并非易事。在公立校里,一般一个区推广进入正课的课程大部分还是区内教研员与各教研组联合研讨所得。企业与公立校暂时还隔着一层,并不真正了解每所学校的具体情况。

“像我们现在如果有课程要去多所学校试点,最开始要关注的是基于学校的什么学情设计的,因为每个学校需求都不同,在课程教学法上甚至要归根到理论,其实要求还是很高的。”在深圳福田区某公立校任教信息技术科目的施科谈到。而对于目前处于风口的编程、STEAM等科目,施老师也表示或许在市场上看很大张旗鼓,但在校内,其实是有“结界”的。

“如果是企业培训教师教学,其实一个学校最多一个教师去做这件事,其他的人都不清楚、不参与。”施老师坦言。而在他看来,不少明星教师也主要是相关企业扶持出来,在教研方面与企业方关联度反而更深。“但是现在这类科目的师资力量是不够的,学校还是倾向于直接让企业进校授课。”施老师说。

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刘老师的学校,近年来,该学校的科学课就采用了企业的授课服务。企业固定教授一个年级的科学课,随着年龄更替,每个孩子在这个年级都能上到课程。

“也只有科学课是这种形式,如果要进入主课就很难。这样的课程还是以激发兴趣为主,我们感觉还是像带点技术含量的劳作课,课后学生们可以把作品带回家就会很开心。指望它进正课,那考试就很难了。”刘老师直言。

风口之下微妙的化学反应

即便问题重重,但当校方与社会机构增加联系后,起初的壁垒正在被慢慢打破。

在采访中,施老师透露他正在运营一个名为T+的公立校教师社群,期望能成为公校教师学习的第三空间。而在社群的签名上有这么一段话:“T+社群关注教育技术与教育创新,旨在提升教师的创新能力,完善职业发展,应对未来的教育变革。”基于此,这个社群的几次活动的内容也是组织教师探访科技企业或者教育科技企业,并与对方的教研团队开展座谈会。

“看新闻报道说很多企业课程研发上投入数千万,毕竟他们要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敢懈怠,我们也很好奇他们的课程是怎样的,也渴望和他们去交流碰撞。”施老师说道。

而致力于研究PBL等创新教学法的酱酱老师,也正在以非营利型社会企业的角色通过师资培训搭建国内教师的模型库。她期望从痛点中更了解教师的职业发展需求,提供更精准的、又可模块化的师资培训服务。

离开代理商岗位的阿亚也投入了正统课程设计研发的怀抱。“我还是以课程设计爱好者自居,还担不起课程设计师的名头。”阿亚在采访前介绍自己时不好意思地说。这个周末,他针对教师群体设计的编程课即将开始第一期试课。他透露,这堂课不再只是教授软件功能或者编程技术,而会让上课的人学到编程教学的逻辑,甚至了解到产品的设计哲学……

企业进校是一条漫长的路,从企业生产产品到经销商,到渠道集成商,再到校方,然后可能要经过校方的三级决策才最终落到教师的手上。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后,教师还要经过数天至数十天不等的师资培训和教研准备才能让课程真正落到学生身上。

风口之下,这是一场复杂的教育实验,但愿意在这条链接里持续出力的也是真正热爱教育的人,只有当链条的每一环都慢慢打通,升级,甚至产生多维度沟通链条后,教育创新才会像被打通任督二脉一样产生真正的效力。

路依旧漫长,融合还将继续。

知识经济启示录:收割粉丝税退潮之后,将向何处去?

  前几年,知识经济引得媒体关注,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有流量大V的捆绑,知识付费更多是粉丝经济的延续,如今知识付费并不那么具备话题性了,再难听说一个公众号拿融资的故事。

从2016年发展至今的各类知识付费产品,除了让粉丝们在手机上充值信仰之外,是否真正具备“知识”的教育功能?当内容创业者频频采用刷屏方式裂变用户时,明知道体验不好为什么还要坚持?知识经济作为一个行业,在泡沫被挤出、付费用户回归理性之后,能否真正回归到“爱智求真”的正途上来?非常值得进行一次行业复盘。

1、知识付费的“功”

有人说:“花钱买书不一样是知识付费吗?”其实不然。知识付费的本质是粉丝为所认可的内容生产者买单,严格来说应该追溯到公众号在2015年下半年上线赞赏作者功能,培养起了粉丝通过移动支付给作者小费报酬的习惯;正式流行应该从2016年上半年分答上线算起,当时王思聪、papi酱等网红入驻分答,收听语音付费的模式让很多网红和KOL有了变现的新途径,随后罗振宇从此前做跨年演讲和卖书的角色转型做得到的知识付费之后,整个知识付费在2016年、2017年彻底引爆。

不过“知识付费”在2016年至2017年作为移动端的新商业模式来说与“知识”并没有很强的关联,更多是一种流量大V转化付费粉丝的模式。阿星认为,知识付费的方式和途径无可厚非,有能力的人就可以干,我也不嫉妒人家能够赚到钱。只要所教的东西真正有用,哪怕是给粉丝做缓解焦虑的精神按摩也是有价值的。

知识付费可以说至少在三个层面有价值:

1、几乎所有大V只要不走广告模式、都会采用知识付费方式来转化粉丝,比如开付费专栏、开知识星球(以前的小密圈社群)、开微信收费群、接受XX会会员等等,可以说知识付费开创了“内容创业的黄金时代”。

2、相对于很多内容创业者和媒体靠广告的toB模式来说,有助于内容生产者专注于做好内容,不受商业干扰,所以你看到很多媒体比如财新、虎嗅、钛媒体都有付费专栏和知识产品推出了,甚至很多出版社也开始做付费内容了。

3、相对于教育机构来说,知识付费投入成本较轻,知识付费参与者可通过微信生态中的工具比如小鹅通等获取微信用户流量;当然还有一些付费社群分享也比较有价值,帮助很多职场老司机分享时名利双收,有的大V会把收费当做门槛做少而精的人群分享。

2、知识付费的“过”

自媒体和的知识付费双重降低了“老师”收学生的门槛,很快付费内容开始变得冗余,课程良莠不齐,凡是能够找到粉丝并满足特定需求的都可以开一门课程,并有人趁机会炒作捞钱,在“洗”完公众号粉丝之后,希望引入朋友圈分销和返佣方式来拉升转化率,由名人背书拓展为“熟人背书”,这种相对粗暴的刷屏方式也被人诟病为自媒体圈内的“割韭菜”。

而多数老师在掏空自己的干货之后,并不具备持续的内容生产能力,如果用户是奔着学东西而去的,或许会有所失望,所以很多知识付费的课程会预先调整好用户心态,比如虚拟产品不承诺效果,不满意不能退费用等等。而不付费内容无法彰显分享者的逼格,由于老师服务学生的精力有限,导致其内容传达效果递减、售后服务缺位。大V及KOL们发现课程并不如前几年那么好卖,成为朋友圈“丧文化”兴起的注脚,知识付费的潮水随之正式消退。

付费用户很多人只是买个心安,而并没有抱着学习知识的目的,其打开率和完课率也比较堪忧。归根结底还是知识付费从一开始就走偏了,罗振宇们所宣扬的“代你读书”模式开始到后来的各种“速成”讲义,顺应了人性学习的懒惰,省略了学习过程直接通过聊天方式给出答案或者结论,以便于在变幻不定的时代洪流之中寻找到某个抓手,但其实也没那么奏效,让人陷入到“买买买”焦虑旋涡之中。

3、如何突围?

内容行业最终还是得靠质量过硬的产品说话,就知识付费行业来说,课程就是产品,真正让知识付费回归到“知识”上来,而非聚焦在网红光环和信任背书。

目前真正运营“知识”线上有互联网教育公司比如慕课平台、直播1对1教学机构、测评网站等等;线下就是培训教育机构。接下来我将以教育行业的视角为大家做解读。

由于内容创业领域的知识与教育培训领域的知识范畴是有区别的,学校培训知识是有学科、书本、老师、学校、专业、认证机构和社会认可的正规国民教育,而知识付费从一开始就只是白领或者学生个人提升和充电,知识付费形态显得非常碎片化、零散化,并不能真正完善一个人知识结构和学习能力。

知识付费要向往纵深发展就必须要行业垂直化、内容专业化: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知识经济”开始垂直化、分类化,除了个人提升以外还有女性时尚、生活文艺、读书文化、情感心理、母婴亲子、教育培训、楼市财经、职场创业、健康医疗等等方向。

知识付费在人群和用户渠道上加速追求下沉化:在一线城市用户本科学历占比相对比较高,互联网信息获取的渠道比较丰富,而在三四线城市,人们更希望通过线上充电和补课来弥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带来的数字鸿沟,很多行业风口也在想办法获取三四线城市以下的用户,笔者预料,拼多多式的拼团模式通过微信也在售卖课程上进行了下沉。

而要想真正切中更广泛人群学习知识的刚需,恐怕就不能只靠一些职场干货了,还需要真正解决硬核的应试教育框架之下的知识,这对于整个知识经济来说将是一次彻底的革新。

首先是在“定价标准化”,以往知识付费产品由于非标弹性比较多,从99元、199元、299元,最贵的1999元的会员费,付费用户动机不一,有的盲从、有的是捧场、有的是想和大佬合作资源,但是如果是教育培训则是一视同仁的套餐课程制度。

其次是“弱化网红老师”,更专注于内容打磨,网红老师对于教育机构来说跳槽率相对较高,其授课效果也并不稳定,如果以知识付费取胜的话,就需要突出知识付费组织者的品牌效益,获取更多优质师资、按照教学大纲打磨好教案,这点慕课网站比如中国大学慕课、超星等在优质课程的打磨上与国内高校或国际名校接轨。

第三弥补教学管理缺失,知识付费对于学员是松散的,而教育培训则在学生督促、打卡、考核测试等方面有严格要求,学习本身是非常反人性的事情,很少有人能够依靠自律获取到知识,更多需要的是激励措施,这也是为什么目前一些社群打卡和分享朋友圈的学习工具火爆的原因。

据阿星观察,目前很多知识付费平台正从“重销售”到“重运营”转变在推动,并且微信生态中的基础设施搭建者,也在积极为知识经济与教育培训融合做技术支撑。

此前由于消费者反馈、社区讨论氛围缺乏,无法形成粉丝不断拉新和购买的正循环机制,现在很多知识经济平台除了新客户的营销以外,还有老客户的留存和复购、口碑推荐等,比如得到App采用付费粉丝评论或者点赞模式来做反馈,喜马拉雅有试听模式、加餐、社群课程讨论等方式来进行“重运营”,就是在强化消费者反馈以接近“线上商学院”模式。

而另一方面,现在微信生态已形成了做电商用微盟,做自媒体变现用小鹅通的通行惯例。自媒体接触的知识付费工具之中,知识星球更多是付费社群内容运营、千聊做讲课分享,小鹅通是为内容创业者搭建一个可以吸收会员模式的SaaS工具和平台,分年收费或购买软件形式,由于小鹅通已切入到线下教育培训机构并发布了相关解决方案,相应工具是现存的,便于教育机构分享知识经济的市场红利。

行业健康发展最终判断知识付费产品究竟是否值得购买的核心,还是要看分享的内容是否干货?讲课人的思维是否系统?是否落地?讲课是否真诚?如何让购买内容产品像购买其他商品一样有章可循、质量可查才是行业应该努力的方向。

结语

知识付费不是学习知识主要途径,但是正在从新物种飞速跻身为快速学习掌握技能或资讯的一种方式,其在营销和推广上值得很多在线教育学习。

但是如果知识付费要想找出低靡期,就得破除对于流量网红的依赖,真正踏实做好内容的稳定输出,并给用户以系统化学习能力的提升。当知识经济进入到深水区时正是考虑运营、技术、产品而非仅仅是流量的时候!

千亿资本注入,在线教育行业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几年在线教育非常火,累计有上千亿的资本进入这个行业,这还不算每年国家有2000多亿的教育信息化投入。

这个行业火了四年多时间,上千亿元进入,给行业带来了哪些变化?

一、千亿资本带来的红利

1、诞生了很多独角兽企业

一个产业如果要发达,必须有大量的资金进入。在产业风口之前的十几年,在线教育这个市场,一直没有很好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大量的市场投入,用户需求没有被激活。

近几年资本的进入,诞生了像VIPKID还有三好网、掌门一对一、爱学堂等估值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独角兽企业,就是产业投资带来的产业繁荣。

2、上千亿的资本培育了用户

以前在线教育市场没有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长一是不知道,二是不认同。这几年满大街的广告都是学而思网校、三好网、掌门一对一的广告。

以前在线教育行业是非常小的一个行业,大概市场规模只有上百亿。现在的市场各个行业加在一块,达到了上千亿的市场规模,这并没有计入教育信息化市场。

这些重量级的资本进来之后,在市场大量的投放广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培育市场、教育用户的作用,让用户更多的知道和了解在线教育,并开始尝试在线教育,无疑促进了行业的发展。

3、带来了更多优质的内容

教育行业内容为王,在在线教育内容上出生了很多优质公司。投入大量的研发直接促进了内容质量的大幅提升。比如爱学堂的动漫微课和视频课程,先后投入了2亿多资金,在各个学科各个版本比较全面,质量非常优秀。优质题库方面的代表有菁优网等。

大量资本的注入,沉淀出一大批优质内容企业,如乐乐课堂、洋葱数学、佳一数学、学科网、海码课堂等。这些为教师授课和学生的学习,提升了优质的内容资源。

4、带来了技术的大幅提升

除了带来优质的内容之外,大幅提升的还有技术,像人工智能技术、拍照搜题技术、智能解题技术等。比如像拍照搜题机器学习技术大量的使用,使师生获取答案变得非常方便快捷。

还诞生了一大批在线教育技术企业,比如在开源网络学习平台的EduSoho,使得开放的开源网络学习平台,产生了做的网络学习平台,也有大量的用户。这些平台和技术公司的出现,繁荣了行业的发展。

5、知识付费平台及个人的兴盛

在线教育相关投资的火爆,还有诞生了喜马拉雅、千聊、荔枝微课这些知识付费平台出现,也引爆了知识付行业市场。技术门槛变得很低,使得产业链的上下游都得到空前的繁荣发展,诞生了一大批靠内容付费的高收入IP。

二、千亿资本对在线教育行业的负面影响

上千亿资金带来的产业红利的同时行,但是也同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1、盲目扩张,急功近利

上千亿的资金虽然是产生了很多独角兽公司,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行业还有很多潜在的危机。

有些资本和企业,为了加快发展,采取了很多极端的手段,比如说刷单或者是盲目的扩大,盲目大量的去招老师,很多没有成熟的老师就给输送出去,经过简单培训之后,这样的教师的教学质量上并不能得到保证。

这一轮在线教育火爆,幕后推手是大型VC,VC对教育行业的理解与从业者相比,大部分是外行,他们看到VIPKID的兴起,会催促创业者改变方向,大搞在线一对一,其实在笔者来看,这是非常错误而危险的做法。

教育这个行业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产业。它更像一个需要培育性的行业,不能用急功近利的做法,否则会适得其反。近期传来某些企业刷单造假的新闻,就是急功近利带来的恶果。

现在很多的VC投入很多的独角兽项目,采取了很多非常规的极端做法,就像蔬菜水果打了很多催熟剂就不好吃,用户体验也造成伤害,用户最终会用脚投票,从而伤害行业的发展。

我们判断,即使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企业估值比较高,也会遇到发展的瓶颈,如果资金链一旦断掉,项目就会死亡,这种现象必然会出现。所以这也是产业投资过度、过快发展产生的一些负面作用。

2、行业盲目攀比广告营销

盲目攀比的这个现象,体现在大量的投放广告,尤其是高价请明星代言,虽然短时间提升了用户知名度,但是有些项目在炒作上包装过度,长期成本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行业虚火。

过度的广告投入,导致了大量的营销成本的上升,而在教研水平低下,导致产品的用户体验或者是在客服这方面带来的用户体验并不是那么好,所以这也是产业过度营销、资本过于急功近利的表现。

3、抬高了师资、营销等成本

一些老师没有经过严格培训就上岗了,抬高了很多的身价,比如很多应届毕业生没有什么经验,就能开到七八千的工资。对于行业来说,这是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投资旺盛抬高了很多的不应该产生的成本,让师资水分过高,就像这几年的影视行业类似,由于特别注重IP的培育,结果造成了很多演员水平跟实际的演技水平相差的非常远,“小鲜肉”拿的片薪比“老戏骨”要高得多,在教育行业也产生了这种泡沫现象,这种现象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被逐步淘汰。

因为教育本质上来说是提供一种知识服务,优质的教学水平才能够把这个学生教好,简单的粗制滥造反而是对行业是个伤害,所以也会大量消耗资金。这些资金没有沉淀下来,没有形成优质的内容。

如果要产生比较好的积累效应,需要在内容和服务上,比如教研体系和课程体系、服务体系上大投入。大量投资进来之后,会产生很多有价值的内容。

4、在线一对一的模式会转型

目前火爆的在线一对一的模式,在商业模式上也非常不经济,很容易造成亏损。所以对于懂教育的人来说,在线教育一对一因为高昂的师资成本、运营管理成本和营销成本,短期内难以盈利的。

在线教育行业应该理性归位,不应抬高不应有的成本,应该把成本放在技术、平台技术的研发,尤其是内容资源、高质量内容资源的研发,比如高质量课件资源、教材资源以及相关的教学运营服务等。目前这些投入,在高昂的营销成本面前,相对来说很少。

在线教育行业虽然短期内可以出生很多独角兽的项目,真正考验他们的是盈利模式,真正要靠口碑和高质量内容以及服务实现,才能够实现盈利。

可以看到的是,这几年上千亿资金的进入为在线教育行业带来行业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发现产业出现了一些误区,把大量的成本花在了不应该花的地方,这也是从业者和投资者应该反思的地方。

整体而言,在线教育千亿资金的注入,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消极作用。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一定的过度投资,产业就不会兴盛。资本寒冬的到来,会加速产业洗牌速度,届时将会倒下一大批企业,也会有一大批企业脱颖而出,届时行业将会自有论断。

想发挥移动智能设备在课堂的正效应,只需这三步

不久前,法国国民议会表决通过关于禁止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的法案。按照新规,在校学生无论在课堂还是课外活动时均不得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各种有上网功能的通信设备,除非是出于教学需要,或是在条例中明文规定可以使用的地点。

Asian beautiful female student study in classroom with tablet

法案适用于所有幼儿园、小学和初中,覆盖3岁至15岁的学生,并于今年9月开学时正式生效。

其实,早在2010年,法国就曾经出台过禁止小学生和初中生在教学活动中使用手机的规定。法国国民教育部长米歇尔·布朗凯说,此前的手机禁令未能全面执行,而这次通过的全面禁止手机法案将给法国社会及其他国家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是认真的!”

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被称为“自由王国”的巴伐利亚州是目前德国在学校法中明文规定不允许中小学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的联邦州。自2006年起,巴伐利亚州教育与课程法第56条规定:

在学校建筑内与其他校内场所中不可使用手机以及其他与课堂教学无关的电子设备。若教师为进行教学活动或在课堂外进行监督活动而使用电子设备则例外。

移动智能设备对于课堂是友是敌?

对于“禁止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的法案,布朗凯称除了学校秩序因素,也属于“对家庭有益的公共健康信息”,对孩子有好处。

许多法国学校也反映手机影响教学质量、课堂秩序的情况愈演愈烈。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根据法国生活条件调查和观察研究中心2017年的调查,87%的法国青少年配备有智能手机,这一比例在2011年仅为20%。

而英国学校对于手机的态度差别很大,有些学校会禁止学生在校使用手机,而另一些学校则将手机作为教学工具,成为课堂的一部分。除了影响课堂秩序之外,网络安全问题也是欧洲各国呼吁要在学校禁止使用移动设备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目前这一代学生实际上是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笔记本电脑、平板长大的。他们非常精通移动信息技能,大多数学生都比他们的老师更懂得如何操作他们的设备。而且未来互联网趋势不可逆转,互联网必须作为学习环境的一部分呈现给孩子们。强行禁止移动智能设备只是掩耳盗铃,假装它并不存在对帮助学生学会如何负责任地使用互联网起到反作用。

德国教育协会也对法国这种手机禁令表示拒绝:“全盘否定的法律禁令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帮助,学校需要的是能够起到限制作用,但同时也能培养学生的信息化素养的法规。”

相对于刚刚谈到的一些弊端,移动智能设备事实上在过去几年的发展中已经极大地推动了课堂教育的发展。如从2010年以来,一些美国的中小学开始鼓励教师和学生带着自己的移动智能设备去课堂,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教学资源来促进学习活动。

通过师生的移动智能设备与学校系统进行融合,改变师生利用信息技术获取信息、应用信息的方式,将学生的个性化信息终端设备融入学校的教学系统中,以便根据师生反馈的信息,设计出个性化的学习内容,达到最优化教学的目的。这也是其他移动智能设备进课堂支持者的观点,即充分发挥移动智能设备的学习作用,活跃课堂教学气氛,实现师生的共同发展。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发挥移动智能设备对于课堂的正效应?

推动课程结构化改革

随着科技的进步,学生们有机会拥有完全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对于课堂教学来说,在教学中融入移动互联网,是希望在课堂中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体现学生个性化的学习。而目前移动智能设备正是推动学生个性化发展最好的技术、平台支持之一。

课堂模式的转变,背后是教师“教”的转变,是学生“学”的转变。将传统的教师主导的课堂模式,转变为教师+学生+设备”三位一体的互动教学模式,充分发挥移动智能设备对于课堂的推动作用,让每个孩子都能提升,这才是“互联网+”教育的初衷。

如重庆聚奎中学从2011年起就开始探索利用移动智能设备来实现智能终端+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新型教学方式,通过“翻转课堂”的学习模式,学生在课前利用平板电脑根据个人情况,自主和个性化地学习课程内容,课堂上教师不再需要大量的集中教授,而是能够腾出时间来组织探究、辅导学生完成学习。

提升教师的信息化素养

对于目前信息时代教育理念、环境与模式的变革,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信息素养,才能有效地开展教学。信息时代的教育不仅重视对学生的知识教授与技能训练,更强调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而信息素养便是信息时代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教师信息素养则是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前提。

教师只有积极转变教师角色,主动更新教育理念,积极利用移动智能设备来变革课堂教学结构,改变教学策略,增强师生、生生间的互动,重视过程性与终结性评价,改变教师“一讲到底”、学生“只学不习”的困境,开展“课前+课中+课间+课后”一体化的教学过程,有效帮助学生提高综合素养。

提升教师信息素养已经成了目前我国信息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近日教育部就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推动教师主动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帮助教师利用智能助手和情境化学习资源等优质资源,创新教育教学,提高教师工作效能,探索开展智能教育。

对于学生适当的引导

一个每个人都能想明白的原则,科技并不能对学生有所帮助,除非他们得到合适的教导以及合理的安排。“如果你给小朋友一个玩具,但不告诉他们如何使用,那便没有什么作用。”美国国家教育技术主管协会(theStateEducationalTechnologyDirectorsAssociation)的执行董事兰·纽金特说,“为什么人们会觉得把一个智能设备放到孩子面前,能够让孩子有所变化?”

许多教育工作者目前正在学习如何加强对于学生使用移动智能设备的引导。在教师、家长的引导和监督下,学生可以通过移动智能设备加强与同学、教师的交流,这有助于学习超越课堂的原有界限,并将课程带入现实世界,推动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真正理解和应用。

目前已经有许多科技巨头着力推出专注于教育市场的移动智能设备,通过在程序上的定制化管理来引导学生的使用行为。如微软就于2017年对外发布了专为教育市场打造的新系统Windows10S。Windows10S会对用户获取应用的来源作出了限制,用户仅能从Windows商店获取应用,而当尝试运行其他渠道安装应用时,系统便会作出阻止。这有助于让学生避开恶意软件,获取更安全的使用环境,并且专注于教育本身的功能。

校外培训整顿“高烧不退”,第二波利好已悄然开始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当前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有安全隐患、证照不全、超前培训、超标培训等突出问题,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关键环节入手提出了明确设置标准、依法审批登记、规范培训行为等一系列措施,对于推动各地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管、规范校外培训市场秩序、减轻学生过重课外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这份《意见》的背后凝聚了社会各界的心血。自今年2月四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以来,为了摸清校外培训市场及机构现状,十三届全国政协成立了专题调研组,赴各地实地调研,召开多场次专题研讨会。就在《意见》印发前举行的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六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就“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展开了一次集中“会诊”,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校外培训为何“高烧不退”

北京一所知名小学五年级学生张华(化名)刚和校外补习数学的老师道别,就被妈妈连拉带拽地匆忙送到了另一家机构的英语培训班。

张华说:“每天从学校放学后,我都要去上培训班,每天回家都很晚。”

实际上,不少中小学生和张华的情况相似。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是近年来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痼疾,也是牵动社会敏感神经的一个难题。党中央、国务院也高度重视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十三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已先后前往北京、湖南、安徽调研,召开19场座谈会。

在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介绍,经过密集调研,委员们认为,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是一个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的任务,需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政府主导,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综合治理、疏堵结合,深化改革,精准施策。

究竟是什么导致校外培训“高烧不退”?

对于孩子们的校外“加餐”,家长们普遍表示,主观上并不愿增加孩子过重课业负担,增加家庭经济压力,但担心别的孩子培训了自己的孩子不培训就会掉队。

此类“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培训机构的营销宣传,实际上都是迎合也制造了家长的分数焦虑甚至恐慌,让家长坚信孩子不上培训班就会输在起跑线上。把孩子送到了培训班,家长才感到心理踏实,才觉得自己尽了责。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畸形扩大,家长陪着甚至逼着孩子忙碌穿梭于一个个培训班,孩子们自然就失去了本该属于他们的休息、玩耍的时间,所以学生和家长都身心疲惫。

谈到学校与家长之间的需求关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表示,以北京某区为例,因为家长眼里只认定那几所好的小学,所以拼命想把孩子送进去,而学校容量是有限的,为了招收好生源,明里暗里就滋生了许多选拔性测试。

培训机构有名无实的虚假宣传,也是与会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温雪琼说,从表面上看,校外培训机构过度渲染和家长因焦虑导致的盲从,是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一个重要推手,但究其根本,还是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与教育资源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所致。在择校、择优、争学位难以停息的当下,学生、家长、学校都希望通过课外“加餐”补课的方式来提升孩子所谓的竞争力。

这种由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所产生的教育差异,在学校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都有明显体现。俞敏洪在座谈会上说,中国教育不均衡问题,不仅仅是城市学校之间的教育不均衡,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城市和农村以及一些边远地区的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

当然,有委员提出“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评价方式”和“唯分数论”,也是造成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重要原因。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副市长白清元认为,升学压力在教育行政部门、校长、教师和学生中间的层层传导,使课内课外各种能提高分数的做法大行其道,“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事实上,国内从教育评价角度进行的改革探索,始终没有停止过。2008年江苏推行的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就是通过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和等级测评及高考等多元方式,改变过去相对单一的学生评价方式。

与江苏的探索相似,近年来上海推出了中小学绿色评价,郑州、大连等地也进行了相应的评价探索。与此同时,新高考改革也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变过去的结果评价为“过程评价+结果评价”,这是对传统高考的重大突破。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副省长陈星莺对此提醒说,这些改革都很有价值,但过程评价的尺度掌握和节点控制很重要,要谨防额外加重学生负担。

教育供给侧改革可为校外培训热“降温”

持续“高烧”了多年的校外培训机构,今年年初因一份紧急通知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温雪琼说,之所以校外培训始终“高烧不退”,与部门监督职责不清,法律规定不明,对校外培训机构资质注册混乱、“走商不走教”打教育咨询和培训擦边球、超范围经营、超性质营利、超前超纲教学、“占坑”排位、过度营销等缺乏有效约束,监管存在“灰色”或“真空”地带等诸多因素有关。

据温雪琼介绍,他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教育培训机构中,依法取得教育部门办学许可的不到总数的20%,经工商部门登记的咨询企业占60%,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从事教育培训的则超过20%,而校外托管机构因为国家没有明确规定,所以校外托管机构都没有办理相关手续,其潜在的安全、食品、卫生、消防等隐患问题令人担忧。

今年2月,教育部会同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针对“存在安全隐患、证照不全、超前超纲培训、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培训机构讲”等六大问题,开展了专项治理行动。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专门印发公告,规范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组织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等活动。对此,俞敏洪表示,此次整顿把培训机构和公立学校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切割。

对于当前“高烧不退”的校外培训,委员们开出了5剂教育供给侧改革的“药方”: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优化学校课后服务、统筹利用社会资源、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根据调研结果,委员们认为,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就是要治理无资质的“黑机构”,治理名实不符、打着其他旗号从事培训业务的假冒机构,治理不遵循规律、家长学生对质量不满的伪劣机构,治理有证无照、有照无证的不规范机构。

到底通过什么手段使校外培训市场实现良治?委员们认为,治理培训机构涉及面宽、政策性强,相关部门要积极稳妥、从实际出发,该停的则停,该改的则改,该鼓励支持的则鼓励支持;应抓紧出台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对有关条款作出明确具体规定,提高依法办学和依法行政的科学化水平。

对此,委员们建议,要规范培训机构的入门标准和程序、规范业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规范培训内容和培训用书、规范公开资质信息的内容和平台。同时,还应当推进事中事后监管,做好部门联合执法工作,促进培训机构强化办学主体责任。

治理校外培训市场离不开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委员们认为,学校教师不得参与校外培训,或诱导学生参加培训,或被培训机构作为名师招揽生源;学校也不应和培训机构举办“占坑班”及各种竞赛活动,不得将培训机构有关证书、奖项与入学挂钩。同时,严格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一年级“零起点”教学,防止层层传导升学压力,造成所有学生竞相“抢跑”和家长经常性焦虑。

在优化学校课后服务方面,有不少委员认为,学校是教育主阵地,办好学校课后服务,家长省心省钱,是使校外培训热“降温”的根本之策。学校举办的课后服务,既可以是由学校办的照看学生、完成相关作业的托管班,也可邀请社会人士举办兴趣班,满足学生音体美等方面爱好,还可引入优质校外资源进校办补习班和特长班,主要解决有的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和有的学生学有余力的问题。当然,对于课后服务这件学校的“分外”之事,政府应在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建立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服务型收费等课后服务保障机制;学校应坚持家长学生自愿原则,教师不得为本班学生集体授课或补习,服务项目的实施要在家委会监督下进行。

对于学校课后服务资源供给,委员们建议,统筹利用社会资源,一方面可以把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多年来建设的少年宫、文化宫、青少年实践基地、社区活动中心等纳入学生课外服务范畴;另一方面可利用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供网络信息资源和平台,让每个学生选择适合的教育,接受个性化服务,同时重视发挥社会志愿者作用。

解决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除了呼吁国家加快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制度外,委员们还提出,国家应当通过调整教育结构、优化学校布局、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等综合改革方式,努力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纠正“不输在起跑线上”的错误导向,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让校外培训失去生存土壤。

学校亟待发挥“减负攻坚战”的主场作用

在多地的调研时委员们发现,面对“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不少家长心存这样的疑惑:现在,大家都在提倡给孩子减负,学校早早放学了,但孩子成绩上不去,好学校选拔优秀生源的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而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家长们在学校无法补课的情况下只能转向校外培训机构,给孩子加码补课。

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减负攻坚战”的一个悖论,甚至有的地方出现过家长们不希望减负的极端做法:公办学校一旦减负,家长就把孩子送到民办学校就读,或者送进校外培训机构学习。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校长王欢认为,学而不融、学而不当和学而不适这三种现象尤其让人感到焦虑。客观地说,学生成长和发展,确实离不开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综合关注。但对于学业负担的认识,大家从不同角度,都有不同的认识,“从基层学校的角度,我觉得很多抱着‘我是为你好’所进行的各种拔苗助长行为,加大了学生负担。而且由于一些学校在发展过程中热衷于形式上的课程创新,甚至有学校开发了几百门课程、举办各种形式主义的自主学习活动,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国家课程的正常实施,也无形之中加大了学生的负担。比如,有的学校倡导科科办小报、人人当编辑,要求孩子放假归来交一摞小报。这些缺乏学科整合、家校融合的做法,其实也加大了学生的学习压力”。

温雪琼认为,由于教育供给还不够充分,虽然目前学生的校内学业负担确实减了不少,但校外负担比过去增加了。而且校内减负,主要是减在校时间,课程难度、考试难度虽然降低了,但还是难度较大。学生所学的课业在校内消化不充分,进而导致不少学生选择课外继续加码。因此,课内提质是课外减负的前提。

究竟如何提质?温雪琼建议,要充分发挥学校在这场“减负攻坚战”的主场作用,基于学生课业的真正需求,真正实施适度的“培优”“补差”等教育服务,以满足不同发展起点学生的差异化需求,减少学生对校外培训的依赖。同时,学校还可创造条件为学生发展特长、开展兴趣活动等提供空间。

据介绍,围绕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全国不少地方正在进行各种改革探索。辽宁省现在已经将16门地方课程整合为3门,减少重复机械作业,以打造高效课堂,保障学生在学校就能吃饱、吃好,无须在课外过度“加餐”。江苏扬州启动实施了“三增一减”改革,即增加一个小时的睡眠、增加一节课外活动、增加一门生活技能,然后把课外时间挤满,提高课内质量。该市初中生的学业水平抽测结果显示,受抽测的12个指标中,有9个指标全面提升。

座谈会上,对于提高课堂效率,不少委员将目光聚焦到了优化校内教育资源、加强教师培养和配备上。

俞敏洪建议,要真正让教师在各个学校之间互相交流,让好教师流动起来,减少小学和初中学校之间的差距。他说:“教师配置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所学校的好坏。让好教师流动起来,或能有效改变热点学校拥挤不堪、薄弱学校生源不足的极端现象。”

在当天的座谈会上,“共享”“整合”和“信息化”成了治理校外学业负担重的关键词。温雪琼认为,要发挥优质学校的带动力、落实教师交流“县管校聘”制,增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共享性,使集团化办学切实成为教育均衡发展的新动能。

温雪琼建议,广大中小学可充分发展智慧教育,通过网络名师课堂,实现优质教育公共资源开放共享,满足学生多元化需求,推动学科课程门类统筹整合,避免重复交叉。

与会的一些委员认为,近年来,随着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国家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广大中小学校整体设施、办学条件都得到了很大改善,已经初步具备了为学生提供多元化教育服务的条件。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张雪说,与其把学生交给校外培训机构,还不如学生放学后留在学校接受由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这也是家长最放心、最经济、最惠民的方式。因此,建议国家应坚持以学校为解决“三点半”难题的主要场所。

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张雪提出,可采用三种方式:

一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即由政府出资引入社会上的体育、艺术、科技等方面的人才,到学校组织中小学生开展课后活动。比如,近年来,北京市按每年城区生均700元、郊区生均900元划拨经费,购买社会服务开展课外活动计划。

二是校外活动机构提供多样化服务,即政府统筹少年宫、科技馆等,将优质资源引进学校,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比如,湖南省湘潭市整合了20个自建场馆、8个共建场馆建设青少年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开设了30门特色课程,实行送课到校。

三是由学校直接提供课后基本服务,就是以本校教师为主体,放学后继续面向有需求的学生,比如为学业困难的学生和学有余力的学生进行学业辅导,或者开展素质教育的课程及活动,或者看管低年级学生在校完成作业。比如,安徽省铜陵市开展的“快乐三点半”课后服务活动,就是如此。

张雪建议,在此基础上,学校既可与大学生志愿服务、实习实践结合起来,特别是鼓励师范生和艺术类院校的学生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参与课后服务,还可依托社区开展联合托管服务,组织家长义工、社区志愿者、退休老教师等人员,利用社区的场地资源,提供便捷的课后教育服务。

整顿培训机构任重而道远

最近,随全国政协领导去几个地区调研后,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心情格外沉重:“调研让我意外发现,原来校外培训市场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原来我们学生的学习状况已经到了如此之境地!我真是感到触目惊心!”

在座谈会上,唐江澎援引了两个数据:目前,全国有80%以上的学生在校外培训机构学习,这80%里面又有80%的学生选了两门以上文化课培训。

“今天,在走廊拥挤、环境闭塞、安全不能达标的地方学习的这些孩子,是担负我们民族复兴大任的人,而他们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这样的培训机构里度过的!所以,看了这种状况后,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感到非常痛心!”

不只是唐江澎有这样的感受和担心。在谈及学生减负效果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马景林表示:“我特别希望,民办培训机构能真正成为公立学校的有益补充。因为,现实中,一位教师因为要关注50名甚至100名学生,所以他根本没办法关注到每个学生。因此,有部分学生确实需要一对一的帮助,有些知识真的不是一遍就能学得会的,有些学生真的要学两遍。如果在民办培训机构仍然只是重复式学习、训练,那么学生的负担将会成倍增长。”

事实上,马景林期待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校外培训市场驱使着社会、家长趋之若鹜地把孩子们送进培训机构,使得这个市场越滚越大。据统计,2016年,中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市场规模是8000亿元人民币,参与课外辅导的学生达到1.3亿人次。

面对培训机构存在的收费不规范、标准不统一、超纲教学、虚假宣传等一系列问题,委员们认为,应当推动培训机构监管立法,加强行业自律,严格规范学科类培训,厘清教育咨询和培训概念内涵,清晰托管机构服务与培训行为边界,明确准入标准和条件;对于教育培训,尤其是涉及学生课业的培训,要严格审批程序,严格依法依规运行。同时,明确部门职责,健全联合执法与日常监管机制,对教育部门赋予更多的协调统筹监管职责,对公安部门赋予更大的执法整治职责,责令工商、民政、人社等部门也要严格履行“谁审批谁监管”的责任。

据介绍,目前全国已完成20多万所校外培训机构的摸排工作,160多家培训机构先后签署公约,承诺依法、诚信、规范办学。

校外培训也属于教育范畴,既然是教育,就应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把育人放在首位。孙惠玲建议,校外培训机构应当发挥所长,自觉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应该针对个性化需求的人群提供学校教育提供不了的服务。

俞敏洪建议,对于培训机构的整顿,在合情合理的前提下,还应当持续进行下去,不能让整顿变成了一场“运动”。

对于委员们关心的这些问题,新出台的《意见》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是,要想充分发挥《意见》的作用,关键还是在落实,要内外联动,在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同时,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渠道作用,提高学校教学质量,让学生在校内“吃饱吃好”。对此,我们拭目以待。